艺术从这里起步——学习忆往兼贺校庆百年

从1978年到1985年，从本科到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实际上是从这里起步。转眼过去了30余年，正好想母校的百年一样，一切都在巨大的变化之中表现出了岁月无痕，白发和皱纹难以消减对青春岁月的迷恋，但是，我依然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恢复高考的重大举措，为这个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历程。当我们今天能够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一点奉献的时候，还是要感念母校的那些见证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的一代宗师，记住与我成长关系密切的老师：刘海粟、谢海燕、陈大羽、刘汝醴、温肇桐、张文俊、苏天赐、张华清、林树中、刘菊清等，还有那些已经忘记姓名的工友，以及那位打饭时总是手抖的饭堂的师傅，因为他的手一抖，我们的饭盆里就会少一点——往事皆在记忆之中。往事万象，点点滴滴，而点滴之中的许多都影响到我的艺术事业和专业发展。

1978年进入黄瓜园

1978年9月，当我拿着南京艺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从扬中坐轮渡（现在有了长江大桥）过江、经镇江乘火车到南京后，又转坐公共汽车到鼓楼，然后乘11路公共汽车到了草场门。那时候还没有虎踞北路，只有一条往北的勉强可以通车的简易道路，两边杂草丛生，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还不如现在城乡结合部繁华，但是，那种情景，以及还保存有一点原生态的感觉，就是郊区的印象。与南艺一墙之隔的古林公园也没有建立，只是园林局的一个苗圃。南艺在这一条路的西侧，拐进去就是一个充满民国气韵的门楼，上面一个“黄瓜园”的门牌。这个四面有围墙的“黄瓜园”，是美术系的所在地，南艺的总部以及音乐系在草场门的教师进修学校（后改为教育学院）内。“黄瓜园”里并没有黄瓜，四面都是小山坡。进门就能看到最高也是最大的单体建筑礼堂，路的左侧是美术系的一栋教学楼，沿着路往下走，一个篮球场，两栋宿舍楼，一个饭堂和一个招待所，主要建筑就是这些。

我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的南艺第一届本科生；是南艺美术系此前历史上招生最多的一届，共96人；而我所在的工艺图案专业，则是美术系此前历史上的一届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共19人。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数字，可是，在当时却意义非凡，显现了因为改革开放在数字上的突破，并彰显艺术教育春天的到来。我所学的这个专业，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个新的专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发展工艺美术事业为国家挣取更多的外汇，根据当时的现实要求和二轻行业的具体情况，将原来的染织专业扩大到染织之外。因为，如果是染织专业，就本省分配的实际情况，一个班有19人是不能成立的，而图案可以运用到染织之外的其它科目之中。当时的其它院校中并没有工艺图案专业，可见改名的实质是为了多招生。而这一年南艺还多了史无前例的工艺绘画和工艺雕刻专业，显然，围绕着工艺而设置的专业明显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正好像今天遍地开花的设计专业一样。我所学的工艺图案实际上就是染织专业，它不仅属于染织专业的教学体系，而且任课的也是清一色的染织专业的老师。染织即印染、织绣，细分则为被单、床罩、毛巾、花布、地毯，刺绣等等，还有南京的云锦。毕业之后主要就是分配到这些行当的工厂或研究所之中。

我们这一届学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工厂、农村或城市的电影院、文化馆混了几年，主要都是从事绘画工作，实际的绘画水平大都要接近或高于现在的本科水平。我们这个班多数是南京的同学，他们是南京人的班长秦军，其他有张道一老师的女儿张若，诸如樵老师的女儿诸艺盟，杨培钊老师的女儿杨紫，南京同学还有李可（江苏国画院著名画家李亚之子）、沈小末、薛卫、曹建强、夏燕靖，镇江地区除我之外有邢庆华、殷建军、张洪生；苏州地区有王伟明、张蔚星；扬州和淮阴地区的有薛亮、张亦平、卫东风；徐州地区的有吴以徐。教研室的老师有：金士钦（教研室主任）、金庚荣（副主任）、张嘉言、李湖福、曹耀明（以上为专业课）、诸如樵（素描）、刘菊清（工笔花鸟）、曹辅岚（色彩）、高冠华（写意花鸟）。

我从长江中的一个小岛来到省会，在镇江参加考试时写生不知其名的花所遇到的尴尬，还残留在心中，到了黄瓜园就更找不到北。虽然在工厂时画劳动模范的肖像形神准确，可是，课堂的感觉以及石膏写生的要求，还是不能适应。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个“工艺”以及“图案”，和班上的很多同学一样，不能激发起基本的兴趣，因此，专业思想不牢固就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考不上那就只有呆在扬中老家，如果想考上就必须放弃心仪已久的油画或国画，所以，只能报考那人数最多而有可能是报考人数相对较少的图案专业。这是根上的毛病。另外，于心不甘的是毕业之后去印染厂，画被单、画花布，那将是终生的不爽。尽管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各行各业大有作为，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将在选择所学方面表现出来。毫无掩饰地说，在艺术这个百花园里，我这个专业是受到歧视的，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一说是搞工艺的，自然矮人一等，不出南艺的门就是如此。刘海粟院长的风光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因为专业方面的问题，自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就决定未来要改学美术史专业。因为刘海粟院长在江苏美术馆的个展，我发现了他的题画艺术的特点，写了一篇名为《刘海粟先生的题画艺术浅识》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南艺学报《艺苑》上，这是第一篇研究刘海粟院长题画的文章，也创造了南艺本科生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先例。刘院长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打听作者是谁；当他得知是本校的一位三年级的学生时，就提出要见见这位学生。当办公室的李国杰老师通知刘院长要在西康路省委招待所接见我的时候，内心是激动不已。虽然这不是第一次见到刘院长，可是单独见面的感觉自然是亲切和自豪。刘院长言谈举止不凡，气魄很大，声音也很洪亮。他给与我的鼓励，自然也是后来我转向美术史专业的一个动因。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其情景却一直镌刻在心中。这次接见中所谈的要成立“刘海粟研究会”的计划，亦将我吸纳为成员，可是，后来此事却不了了之，自然有另外的原因。

在这个并不浪漫的四年里，学习虽然不算十分紧张，可是，同学们都很努力。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外出写生总是带两个馒头、几块萝卜干和一壶水，我们在长江大桥边上六楼楼顶上画大桥的雄姿，在中山植物园内画百花齐放；我们还带着被子去苏州的东山写生；在北京打地铺住在现为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室里，被子是租来的。在北京除了看故宫等名胜之外，就是去首都机场欣赏见证改革开放成果的机场壁画。我们还在山东菏泽一望无际的牡丹田里，早出晚归。这些都是难忘的记忆。

跟随刘汝醴、温肇桐、林树中教授在1982年

作为“文革”结束之后南京艺术学院首届大学生的我，1982年从工艺图案专业毕业的同时，非常幸运地考上了攻读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中国美术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虽然，南京艺术学院在1982年之前就已经有了绘画专业和外国美术史专业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但是，中国美术史专业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则是从这一年开始才填补了空白。

这一届中国美术史专业的研究生只有我和同学阮荣春二人，却得到了刘汝醴、温肇桐、林树中三位教授的教导和培养，其恩泽惠及至今。对我来说，从学习绘画和设计专业转移到美术史的研究方面，则是艺术道路和未来人生的重要改变。

虽然，在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包括导师在内也不清楚研究生该如何教，而我这个学生更不知道该如何学。但是，当时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或者说对我们的期望值是相当的高，因此，院领导希望用导师组的方式来培养我们这第一届研究生。应该说，我的导师都有着杰出的美术史方面的成就，他们著作等身，其中有许多理论一直影响到当下。

在俞剑华先生的影响下，南艺有着自己独特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到了温肇桐和林树中教授的时候，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加上“文革”中去世的罗叔子教授，中外皆通的刘汝醴教授，中年的周积寅老师，中国美术史论教学和研究的阵容比较强大；外国美术史方面有谢海燕教授，俞成辉教授，奚传绩老师，再萌老师，还有从事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张道一、吴山教授，已然是一个庞大的阵容。在我们的三位导师中，因为他们的各自专业所长和成绩所在，给予我们的影响也是各有不同的侧面。

刘汝醴教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美术史家，他给予我们的教导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更重要是研究的方法。刘汝醴教授作为新四军鲁艺唯一的留洋教授，陈毅元帅曾给与他很多的礼遇。刘老在学问方面，有意无意间表现在中外美术的比较研究上，同时，他还把在日本养成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的习惯传授给我。记得那时候他对我说，跟我学美术史首先从做书套开始，因为在刘老的书架上，每一本书都有他亲手做的书套。这是日本人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是保护书，更重要是通过给每一本书做一件“衣服”，使之对这本书产生特殊的情感和联系。当然，刘老在专业研究方面的许多特长，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之初思想活跃的当时，他的许多理论尤其是针对中国画发展的批评，都给我以很大的影响。记得当时他有一篇关于《国画的“发展”与“瞎发展”》的文章，深刻揭露了现实中的中国画的诸多矛盾和存在的问题。这些文章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刘老的学问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充满了“海派”的特色，其独特性在于，他在其深厚的学问功底的基础上，把各种知识连贯起来，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对我的影响深远。

温肇桐教授是我进南艺以后遇到的第一位教授，朴素之朴素，难以想象。他刻苦学习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是我的榜样。温老从著录入手，在目录学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其成果惠及后人。他对于顾恺之的研究，承传了俞剑华学派的传统，在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因为跟随刘海粟院长反对华东艺专迁往西安，得了个“右派”的帽子，后来被贬为图书馆的管理员。他对于同乡的元代画家黄公望，清代“四王”的研究也给予我很大的影响。温肇桐教授利用他在家乡的影响，于80年代中期在江苏常熟举办了纪念黄公望的学术活动，至今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史研究活动中一次重要的聚会。温老治学刻苦，令我感动是他在南京几十年没有去过中山陵，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陪他去一次中山陵，瞻仰民国的遗迹，但是，他每次都以“以后再说”而推托。温老几十年也没有进过电影院，更没有属于自己的休闲活动。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美术史研究的事业。

林树中教授是三位导师中最年轻的。是我首先以“林老”相称，以与前二老并行，后来大家也习惯称他为“林老”，实际上他当时并不老。林老在研究六朝石刻方面，深得地主之优势。他对于六朝至唐宋绘画的研究在当时也已经有重要的成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考察了南京、丹阳一代的六朝石刻。他从田园考古入手，使我们接触到第一手资料，使之在对于具体实物的考察中，了解到相关的背景以及发现其中的问题。林老对于艺术考古的兴趣以及他对于一些古物收藏的爱好都影响到我，因此，从那个时代开始，我不仅自己到南京的郊区寻找六朝石刻的遗物，制作拓片，还在一些画像砖石上做拓片，并收藏拓片，以至于我的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汉代为对象的研究课题。

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出版尚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林老组织我们手抄美国人福开森编撰的《历代著录画目》。虽然这是一件体力活，但是，我们在手抄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古代画目的记忆，同时，也感受到林树中先生在治学方面的种种努力。而他直接的影响是后来我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之后，以自己的努力影印再版了这一部对于我和我的导师都有很大影响的专著。

刘老的才情换发，讲究生活的品质；温老的刻苦努力，生活质量低下，两者正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林老则处于他们的中间状态。因此，我们可学的东西太多。研究生期间，刘汝醴教授、林树中教授带我们去浙江杭州、福建考察的经历，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回想80年代初期南艺中国美术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育，我想，时代的局限性使得我们有了特别的机遇和特别的感受。今非昔比，我们过去做的工作在今天数字化的时代看来，可能是白费功夫，可是，那时候我们还难以预测到未来社会的高速发展。但是，上一代美术史论家给予我们的教育以及研究美术史的方法，特别是治学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电脑和网络的普及而显得过时，相反，却在我受益的同时感到特别的珍爱。

谢海燕教授对我的决定性的影响

谢海燕教授对我的影响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我1978年考取南京艺术学院时的兴奋心情，一直持续到跨进黄瓜园之后。此前，我在工厂做工人。高中毕业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大学，因为那是“文革”的年代。后来恢复高考，看到了希望，经过努力也实现了希望。

开学典礼上，见到了许多仰慕以久的老师，其情形至今历历在目，谢海燕教授是我记忆最深的一位。因为，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对我后来的艺术发展和人生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谢海燕教授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在开学典礼上给我们讲了很多，语重心长，有一些内容现在随着时间已经淡忘，但是，他在讲话中提到的关于美术史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时，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却让我为之一震——怎么会是这样？想想也是，刚刚经历了“破四旧”的年代，这些属于“四旧”的东西还有人去研究？能够保留下来就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在当时我只是大约知道这是一个艺术宝库，也就是知道“敦煌”这个名字而已，更多的也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县城出来，见识基本上谈不到，此前也没有进过博物馆，也没有看到任何一本介绍中国古代艺术的图书。不是不看，因为没有。所以，谢院长的讲话给我的艺术思想留下了最初的记忆。谢院长还说，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比较薄弱，只有屈指可数的数十人而已。他所指出的这一学科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与我们庞大的美术家队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因为当时还有这样一句调侃的话，“画画不成搞理论，理论不成搞行政”。所以，社会中对于美术理论的不重视是有目共睹的。谢院长的话深深的印在我的记忆中。因此，在我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就按照谢院长的这一提示，不仅努力学习美术史和其他文化课程，而且还选择了美术史专业作为我今后努力进取的方向。后来，在温肇桐教授的影响下，我从大学的三年级开始，基本上就决定了今后转向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决定这一历史性转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确实不太喜欢染织这个专业。而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则是因为我太想上大学了，可是，又怕考不上油画或国画专业，当年全部的美术专业只招96人，只好退而求其次。

谢海燕教授风度翩翩，他的儒雅风度是我理想中的最标准的学者姿容，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课，可是，他偶尔会来到我们教室视察，每次来都会和我们谈一点有关的问题。他总是那样的耐心，像对待他的孩子，我们也感受到了他如同父亲般的慈祥、温暖。他的夫人张嘉言老师是我们染织教研室的任课老师，张老师是我们必修的基础图案课程的任课老师。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感觉到谢海燕教授像亲上加亲一样，因为我们都是把张嘉言老师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而不仅仅是老师。张老师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老师的习惯，不管是在教室上课，还是带学生在户外写生，口袋里总是带一些糖果。她不时地请我们吃一颗糖，有时还亲手剥给我们吃，令我们非常感动。我时常在想，师德风范在这一对学者夫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然，谢海燕教授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从一点一滴中关心和培养学生。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班上来视察，我们正在画水粉画，他看到一位同学在涮笔之后把水随手甩在地上。他很不高兴，但是，却和蔼地指出应该怎样，并亲自示范。我和我的同学们听了都是口服心服。虽然这是很小的事情，却可以从中看到谢海燕教授的严谨作风。

作为一位美术史家和画家，谢海燕教授的艺术成就被淹没在艺术教育的功勋之中。他以毕生的精力辅佐刘海粟院长来管理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从上海美专开始。他在他为教一生的历程中，把自己的名利置之度外。对于一位画家来说，能够放下自己的画笔来做行政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应该为师者所师。

因为我的导师温肇桐教授和谢海燕教授从上海美专开始的几十年的友谊，关于谢海燕教授的更多的了解则是从温肇桐教授的口中得知。温老告诉我，谢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身体就不好，但是，从上海美专到华东艺专、南艺一以贯之的呕心沥血。在我读研究生和离开学校的日子里，时常听到温老说，谢老又病了，如何如何。不过温老在关心之余又非常自信谢老不会有大碍，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果真如此，他后来的高寿也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而那位从小身体就好且后来连感冒都没有的温老却早他先去。

谢老为人的厚道，也是众口一词，否则，刘海粟院长不会把学校交给他。潘公凯先生也不会在几年前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潘天寿画展”中，选择了潘天寿先生与谢老的合影，放大成巨幅的照片挂在展厅里。谢老与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有着重要的关联，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8年恢复招生，百废待兴，谢老实际承担了领导南艺的重任。刘海粟院长还像在上海美专一样，把南艺甩给了谢老。从恢复教学，设置系科，制定教案，到落实政策，安抚遗孤，培养教师，组织创作，无一不留下了他的心血和学术智慧。今天能有南艺的今天，谢老的功绩应该永远铭刻在南艺和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上。

我一直都以有像谢海燕教授这样的老师而感到自豪，感到万幸。我也希望在我的母校，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有更多能让后人永远记住、不能忘怀的老师。